關于三嚴三實組織生活會發(fā)言材料

【篇一】

共產黨人的嚴以修身，不是儒家的獨善其身，也不是道家的無為之修。我們的嚴以修身是擔當之修、為民之修。從縣長到縣委書記，一路走來，我始終把焦裕祿作為人生的榜樣，心里認定一個道理：好男兒就要勇?lián)敚酶刹烤鸵葥敗?/p>

作為縣委書記，第一擔當就是要管黨治黨。近兩年，在鴻忠書記的親自謀劃、精心指導下，教育實踐活動打造了“紅安標準”，活動一收尾，從嚴治黨即開場，爭創(chuàng)全省作風建設的根據(jù)地、從嚴治黨的示范縣，出臺了第一個縣級層面較為系統(tǒng)的全面從嚴治黨實施意見。方案既定，嚴字當頭，真抓真嚴，常抓常嚴，取得了初步成效。比如，村級招待零支出，很多人認為不可能做到，但7個月下來，我們嚴格落實，效果很好，不僅直接減少村級招待費用800余萬元，關鍵是群眾的怨氣消解了一大半。

任縣長期間，紅安正處于大發(fā)展的起步階段，政府性“五通一平”基礎工程投入資金需求量劇增，籌融資工作事關全縣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實施的成敗。僅2011年，政府性工程投入就達16億元，超過了過去10年的總和。這樣大的資金投入，有的老領導好心提醒我：“千萬別搞砸了!”為了不折不扣落實縣委的決策，我堅持以“紅安事業(yè)發(fā)展需要多少錢就籌多少錢”為原則，實施金融創(chuàng)新“八大工程”，確保了建設資金不斷鏈，同時也極大地提升了金融機構、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。三年來，紅安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幅始終名列黃岡第一，排在全省前列。新型產業(yè)園新建廠房面積432萬平方米，相當于建國后紅安前60年廠房面積總和的8.3倍。

當干部天天會面臨難題，新時期發(fā)展中最大的難題是拆遷，矛盾多，風險大，但為了打造后發(fā)趕超的廣闊平臺，我們開展了紅安史無前例的拆遷工作。在制定拆遷政策的時候，我始終強調，必須以"五最"模式〈最好的地段、最好的戶型設計、最優(yōu)惠的政策、最美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、最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)，解決群眾房屋征補還建問題，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。2013年，我們先后用了不到50天時間，完成群眾期盼了19年的勝利街舊城棚戶區(qū)近700戶房屋和商鋪拆遷;用15天時間，完成將軍城市場內近300家商戶整體搬遷。

最令我難忘的是，7月，新型產業(yè)園區(qū)一大批簽約項目急待落地，房屋征補再次提上議事日程。當時，由于接連不斷的攻堅克難、啃“硬骨頭”，干部干得很苦，人困馬乏。剛好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13年全國10大征地拆遷損害群眾利益的案件，大環(huán)境又很緊。很多老領導和同事好心提醒我，征補工作需要的資金額度大、信訪維穩(wěn)的壓力大、可能帶來的后遺癥大，不如先放一放、緩一緩。好幾個晚上，拆與不拆的兩個問題在我腦海中吵架。有時上半夜想拆，下半夜又想還是不拆;有時，頭一天想拆，第二天想想還是不拆好。其實，不拆呢，紅安未來兩三年的發(fā)展指標不會差，也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工作目標，拆不好，則會馬上面臨各種壓力。經(jīng)過反復考量，我認定遲拆不如早拆，早拆早主動，對紅安發(fā)展來講，早拆成本更小，機會更大。作為書記，不能當“太平官”誤發(fā)展大局。從一開始，我就將這次拆遷行動定位為服務群眾、貼近群眾的大平臺。我和縣"四大家"同志，全縣100多個鄉(xiāng)科級單位，1500多名黨員干部早七點出發(fā)，晚八點回家，中餐在食堂吃盒飯，撲下身子到群眾家里做細致的思想工作，幫助解決實際困難。有的女干部幫空巢老人洗衣服，男同志幫群眾守鋪面、修摩托車、扯花生、干農活。群眾說，當年紅軍的好作風又回來了。以心換心，換來的是干群魚水情。短短30天，全面完成了1598戶房屋征補任務，沒有一例集體上訪、越級上訪事件發(fā)生，被投資客商和媒體譽為新時期的“紅安傳奇”，取得了群眾得實惠、項目得落地、企業(yè)得發(fā)展、干部得鍛煉、黨委政府得民心的"五得"成效。拆遷任務完成后，我們還形成制度，每逢節(jié)假日，拆遷包保單位黨員干部還要到拆遷戶家中家訪，幫助解決實際困難。

“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遂了平生意�！边@是*對焦裕祿的高度評價，也是對縣委書記的殷切期望。共產黨人的雙肩，扛著黨的事業(yè)、人民福祉。只要對黨的事業(yè)有利，對人民福社有利，就要挺身而出。

【篇二】

自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，本人按照縣、鎮(zhèn)活動總體安排，認真學習，廣泛征求群眾意見，對照*提出的三嚴三實，結合“四風”行動，我認真查找存在的突出問題�，F(xiàn)匯報如下：

一、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。

1、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不夠。表現(xiàn)在：為學習而學習，用到時才學習。

2、工作的主動性差，工作效率低。

3、工作有時存在得過且過，犯有冷熱病。缺乏爭先進位意識。

4、工作方法少，工作方式缺乏藝術性。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不能得心應手，總感力不從心。

5、作為組織委員，工作向領導匯報少，為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建議不夠。

6、有時不能嚴格要求自已，不注意自已的形象，說話隨意性大。

7、深入基層少，不能與群眾打成一片。

二、問題產生的根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