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軟公司總裁比爾?蓋茨曾說過這樣一句話:“所有員工都要有這樣一個意識??微軟公司還有三個月就要倒閉!”這似乎是杞人憂天、令人費解的。
其實不然,蓋茨這樣說是要求員工都要有憂患意識,要不斷進取在日本,自古以來就形成了舉國一致的“憂患意識”,無論是政治家,還是老百姓,都經(jīng)常說:“日本沒有土地,沒有資源,有的只是陽光和空氣”,“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,第二天就沒有飯吃”。
究其原因,主要是日本國民對本國國情了如指掌,因此都具有憂患意識。
正是這種意識,給日本的發(fā)展增添了強勁的動力,并創(chuàng)造了今天的奇跡。
這些不是值得借鑒嗎?引用孫中山先生的一句曾經(jīng)震撼億萬中華兒女的遺言贈送給大家: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!”孔子這樣表述:“德之不修,學之不講,聞義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憂也。
”(《論語?學而》)不注重道德品質(zhì)的提高,不切磋學問,不按道義的原則去行動,有了過錯不能及時改正??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現(xiàn)實狀況而產(chǎn)生的憂慮。
孟子從歷史中舉出若干有成就的人,說明他們都是從憂患和痛苦中磨練出來的。
比如,舜出身于農(nóng)家,后來成為一國之君;膠鬲這個人遭遇戰(zhàn)亂,以販賣魚鹽為生,后來周文王提拔了他,為周朝做出了很大貢獻;孫叔敖隱居在海濱,楚莊王推舉他做令尹,有很大的政績。
這些事例說明,對于人來說,如果沒有“憂患”的磨練,沒有失敗教訓的反思,要培養(yǎng)出剛強意志、奮發(fā)精神,那是不可能的。
孟子將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學的高度加以總結(jié),寫出了自古以來中國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:“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”(《孟子?告子?下》),憂患足以使人生存發(fā)展,安樂足以使人沉淪死亡。
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!西漢初期的賈誼是一個思想敏銳、敢講真話、有強烈責任感的政論家。
他心系國運,給漢文帝上書,即著名的《治安策疏》,時當西漢立國20多年,政權(quán)日趨穩(wěn)定,經(jīng)濟有所恢復(fù)發(fā)展。
然而,賈誼卻根據(jù)他自己的觀察和研究,在上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,“進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,臣獨以為未也”,認為當時的“事勢”不容樂觀,有“可為痛哭”、“可為流涕”、“可為長太息”之處并不少。
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,像賈誼這種警世危言正是責任感的表現(xiàn),并不是無病呻吟,也不是悲觀絕望。
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、學者范仲淹在所寫名文《岳陽樓記》中,將此前的“憂患”意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。
岳陽樓初建于唐代,宋仁宗時重修。
范仲淹應(yīng)友人之邀,曾訪問岳州(今湖南岳陽市)岳陽樓。
這篇名文首敘登樓俯視洞庭湖的景觀,接著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:“覽物之情,得無異乎?”意思是說,人們欣賞景物的感觸,會不會因環(huán)境的變遷而改變呢?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樓觀景,使人產(chǎn)生“去國懷鄉(xiāng),憂讒畏譏,滿目蕭然,感極而悲”的心情,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際登樓,又會使人“心曠神怡,寵辱皆忘”……于是就有了這樣的結(jié)尾:“嗟夫,予嘗求古仁人之心,或異二者之為。
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
居廟堂之高,則憂其民;處江湖之遠,則憂其君。
是進亦憂,退亦憂。
然則何時而樂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矣。
……”歷經(jīng)明末清初巨變的思想家黃宗羲,于清康熙二年(1667年)寫出了劃時代的著作《明夷待訪錄》,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刻剖析。
他假托三代(夏、商、周)為黃金時代,說這時“以天下為主,君為客”。
三代以下情況大變,“以君為主,天下為客”。
由于主客顛倒,君主視天下為己物,獨占天下之利,形成黑暗政治。
黃宗羲指出:“為天下之大害者,君而已矣。
”(《明夷待訪錄?原君》)。
他提出:“天下之治亂,不在一姓之興亡,而在萬民之憂樂。
”(同上《原臣》他將個人的憂樂歸結(jié)為眾人的憂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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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說,臣之出仕,“為天下,非為君也;為萬民,非為一姓也”(同上)。
“天下”這是具有深刻內(nèi)涵的名詞,與一家一姓的統(tǒng)治是不同的。
黃宗羲的摯友顧炎武同樣強調(diào)“保天下”,他說:“……保天下者,匹夫之賤,與有責焉耳”(《日知錄》卷13“正始”條)。
顧炎武于康熙十五年(公元1676年)給黃宗羲的信中說:“……大著《明夷待訪錄》讀之再三,于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。
天下之事,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,而當其時者,或無其識。
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后,有王者起,得而師之。